林肯中学校长：为美中关系长远发展注入积极力量

其所约束和控制的经济行为都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行为，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

印度民主拥有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的动员潜力，由此，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经常可以转换为政治场域的强势群体。而且，印度也不是唯一一个对药品颁发强制许可的国家，包括巴西、厄瓜多尔、厄立特里亚、加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莫桑比克、泰国和赞比亚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都颁发过强制许可，以此确保对廉价药品的获取，满足公共健康的需要。

知识产权本身并不是古典市民法意义的私人权利，而更多是在知识产权主体、知识增益分配与社会公益之间利害平衡的法律体系。印度于１９９４年修订 《版权法》，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并对软件盗版的行为和处罚作了详细说明。印度知识产权悖论展现的第三个启示来自人权法的视角。中国专利法一步到位，在入世几年前，对医药发明的专利保护就已达到 国际水平，满足了ＴＲＩＰＳ协议的相关要求。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早在１９９２年第一次修订专利法时就开始提供相关领域的专利保护。

正如评论所言，ＮＡＳＳＣＯＭ不仅在推动政府出台软件产业扶持政策、提高印度软件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质量标准、向世界积极推介印度软件产业、成功塑造印度软件业的良好形象等方面有口皆碑，其在促进和协调印度软件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更是主要推动者。在近期公布的一份文件中，印度制药协会秘书长沙哈 （Ｄ．Ｇ．Ｓｈａｈ）就公开指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之所以将菲律宾从其２０１４年 《特别３０１报告》观察国名单中移除，而仍然把印度保留在优先观察国名单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印度实行了强制许可制度，而菲律宾仅仅只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仿制药生产能力，所以不得已采取了平行进口制度。如果说偏好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法的内容的形成，其更多热衷于列举、论证、研究法应当具有哪些实质性的原则与规则的话，实证主义法学派则首先以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客观性为圭臬。

[[8]]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一元教条理论独尊走到今天研究主题驳杂、研究方法多样、学术观点纷呈，中国法理学研究实现了初步的（仅仅是初步的）精神自由并为实现完全的精神自由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也正符合了我们深以为然的——同时也是徐爱国的主张——法律研究的客观性并不存在于法理学之中，法理学是一门主观性显著的学说。郝铁川、傅鼎生：《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难点和重点》，载《法学》1995年第7期。陈金钊：《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白斌：《法教义学的逻辑》，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4期。

法理学界就新时代法治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产出了一大批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的成果。或许，这本就是法理学的魅力和存在的必要性之所在？ 也许，首先讨论法理学不是什么更有利于我们对法理学的理解。

非常具有标志意义的是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人治与法治》，《光明日报》刊载了《论以法治国》，随即各个科研院所开始主办有关人治与法治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就法治的概念、内涵、功能及其与人治的本质不同进行研讨，摒弃人治、厉行法治被明确提出。[[11]]可见，法的概念与法的本质问题，归根到底是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或影响的。王旭：《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17]] 胡水君：《法学研究三十年：法理学》，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哲学一般也为哲学家群体所独占，一位非专门致力于哲学领域研究、对哲学学术脉络烂熟于胸的学者，一般也很难被认同为哲学家。付子堂、胡夏枫：《立法与改革：以法律修改为重心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24]] 张文显在其《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一文中使用的法治实践和政治与公共生活中的‘法理这一标题提示我们：法理问题的研究隔绝于政治、社会只能是缘木求鱼，虽然我们秉持法理自身的独立立场。张文显：《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兼论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

[[11]] 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法学界开始更加关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支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传统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的挑战。《法律?权利?权利本位》，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这场论争主要是在法理学者、宪法学内部展开的，将之定性为法理学这次向部门法学发起了进攻[[31]]是定性错误。高其才：《习惯法的当代传承与弘扬——来自广西金秀的田野考察报告》，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5期。

当下，人类文明正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传统工业乃至信息技术时代正在被云大物移智时代所取代。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主控模式，在中外学术界和实践界是取得了普遍共识的。贺鉴：《论中国宪法与国际人权法对三代人权的保护》，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26]]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就法治国家建设作出全面系统的专门战略部署，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理论的性质：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德沃金方法论的批判性重构》，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6期。[[27]]这些研究成果比较鲜明的特征是既坚持法治核心理念与一般原则，又注重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力图就当下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带有中国独特性的问题作出理论解释，提供解决方案。

部分学者从价值论角度严密论证了权利本位[[15]]，少数学者从法律技术角度坚持义务本位[[16]]。中国法理学界走过的40年是沿着从破除僵化范式到全方位学习补课再到自立创新这一逻辑链环行进的。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这场争论中多数参加者是法理、宪法两个学科（如果这种划分是科学的话）的两栖学人，法教义学在刑法学、民法学领域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为什么在宪法学领域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为什么近乎所有有代表性的宪法学者均参与了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33]]联系早些年林来梵主张规范宪法学倡议之起因和继之而起的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争中各派的冲突立场，我们当明白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背后还关联着中国宪法如何实施、中国法治如何实现等重大法理关切。法理学首届年会（1985年，庐山）主题是法学的概念和法学改革，1986年年会(重庆)主题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1992年年会（武汉）主题是人权与法治，1993年年会（杭州）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1995年年会（昆明）主题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1997年年会（北京）主题是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2005年年会（广州）主题是和谐社会与法制建设，2007年年会（武汉）主题是以人为本与法律发展，2010年年会（哈尔滨）主题是法治与中国的社会转型，2011年年会（重庆）主题是法治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2013年年会（大连）主题是法律权威与法治体系，2014年年会（南京）主题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2015年年会（昆明）主题是中国法治发展道路，2016年年会（北京）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建构，2017年年会（厦门）主题是信息时代的法律与法治。

摘要：经过40年戮力求索，中国法理学已提升到了可以与国际同行共时对话的水平，已在学术思想界占有了独立的地位。当法理学群体像库恩所言均沉浸于常规范式并受益于常规范式之中时，法的概念与本质的零星思考者就一定是另类的，也必然是孤独的，被排斥也是一种自然的学术现象。

郭宇昭：《析权利本位说》，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3期。[[9]] 同前注[2]，徐爱国文。潘西华：《在法治与德治的双向互动中推进依法治国》，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孙笑侠：《法治、合理性及其代价》，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1期。

因此，本文不再狗尾续貂，而是基于这些成果，就行进至当下的中国法理学之独立性、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征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但注重礼仪教化、德主刑辅、情理法融贯的历史传统，却可以为中国法治提供必要的道德伦理资源支撑。

徐祥民：《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统一看法制建设的任务》，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6期。刘作翔：《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律教育》，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5期。

[[35]] 代表性的论文有：苏力：《公民权利论的迷思：历史中国的国人、村民和分配正义》，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张翔：《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法理学群体总体上又是自觉地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同仁共同的学术世界观和价值观底色。当然，对中国法理学研究方法混杂、变动不居、难成学派等现象予以不断批判又是必要和富有价值的。侯猛：《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及意义》，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33]] 此领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

陈金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理诠释》，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钱继磊认为正义是古今中外法理学或法哲学讨论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永恒话题，正义不仅应作为法理学的最核心命题而且也应是各部门法学要追求和实现的永恒的最高目标，作为法理学基石范畴的正义是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与人文社科各学科的桥梁与纽带，是社会正义或社会问题能否引入法学研究领域的联结点。

当规则下的生活仍然没有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当法治在一个社会中仍然没有作为常识确立的时候，坚持不懈的追问就具有了特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哪怕此类研究有时并不被承认为是经典的法理命题，特别是不属于实证主义法学限定的范围。李少伟：《现代文化与现代法的精神》，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李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基本构成》，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40年中关于法的概念与本质的争论有三次高峰: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围绕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展开的争论，这次争论重创了源自苏联的、基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法概念体系。